石勇：成思危的本色
摘自《成思危纪念文集》
成先生，在我心里就像我的父亲。他和他夫人待我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我在1995年就认识成先生，一直跟着他，到现在整20年了。
我被成先生挖回了国
我认识他的过程，还是很有意思的。1995年成先生刚调到化工部当副部长，就想实现他的愿望——推动中国的管理科学。于是他就在国内找了一些年轻人，也在国外找了一些年轻人，我就属于他在国外吸收回来的。当时，我还在美国工作，回国访问时，参加了在北航举办的一个管理科学研讨会。就在这次会上，我们认识了。成先生对我说，他准备在中国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下成立一个管理学部。
后来管理学部果然成立了，开始做国家杰出青年奖，我是2000年这个奖项的获得者。在我答辩时，成先生跟我讲，他准备到美国访问，想看一些有时代感的新东西。我当时给他介绍了我正在工作的第一数据公司。这是一家大数据存储公司，很厉害，美国50%左右的信用卡数据都是它在管。假设第一数据受到攻击，美国经济就瘫痪了。成先生当即就很感兴趣。后来他到美国去，也由我接待。
就是在这次赴美访问期间，成先生到我家里做客。在我家里，他明确提出希望“挖”我回国工作。为此，成先生先后去过我家里两次。是什么打动了我？一是他反复跟我讲，中国的发展会越来越快。美国已经发展得非常完善，要再做一些新东西不容易，而中国却有很多好机会。对此我很认可。另外一点，就是他完全说服了我夫人。于是，2003年我就决定回来，跟着成先生了。
我回来后跟成先生有一个共识，就是我们要把知识和数据，以及他一直倡导的虚拟经济结合起来。为此我们2004年酝酿、2007年正式成立了“中国科学院虚拟经济与数据科学研究中心”，成先生做中心主任，我做常务副主任。成先生做了我们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12年，做了我们中心主任10年。以后成先生到北美去访问，都由我来陪同。
所以通过这20年的接触，我对成先生是非常了解的。
勤奋，谦和，不说假话
我对成先生为人的评价，第一点，是勤奋。
他还不是一般的勤奋，而是非常勤奋。他能把自己每一天的时间安排都做到非常认真和精确。从早晨一起来开始，6点钟打太极拳，打完就开始工作。每天工作什么内容，每天要看多少网站，他都分配得很好。天天如此。
很特别的是，他作为领导人，很少依赖秘书。他的报告都是他自己写。秘书就是辅助他做一些次要的事，主要的事他完全自己负责。举个例子，在国外成先生要见哪个朋友，他都是直接从自己的手机发对方的信息给我，让我去联系，而不是找秘书要。他的勤奋从他年轻处在逆境时就练出来了，比如“文革”中他被安排烧锅炉时，就苦学外文。后来，即便工作繁忙，他也是一天到晚都在看新东西。他特别喜欢接触新事物。比如每一款技术升级的电脑上市，他都马上买来一台摆弄。所以别看他七十多岁了，比我们还有好奇心，还开放，对新东西的接受力非常强。
第二点，是谦和。
有几个表现：一个是对下属从来不发火。我跟成先生相处20年，他从来没对我发过火。如果我们哪里做得失当，他一般也就说这个事应该这样做可能好一点，语气也就是这样。
另一个是他总是替别人着想。直到我最后一次见到他，2015年4月份——本来他还计划7月份和我一起去巴西参加会议。就这最后一面，他还在教育我，叮嘱我应该什么地方做得更好，还有什么不足。你可以感受到，他非常关心你，把你的每件事都已经想过了。不仅在工作层面，在生活上也是如此。比如在国外访问时可以去参观国外一些名胜古迹、风土人情，他也都给你想好了，告诉你可以去什么地方。所以各方面他都为我们考虑了，我们只执行就完了。但是他有一个特点，就是假设你不同意他的观点，即便是很含蓄地提，他也能立刻意识到，如有价值，他就马上同意你的观点。为什么？他知道你可能了解的具体内容比他多。因此成先生虽然安排得很周到，但并不强求你做什么，都有讨论余地。
生活上他对我们很包容。比如，我跟成先生出国这么多年，早上我们约好一起吃饭，几乎都是他早到，我晚到。因为我的生活习惯跟他不一样。但他从来没有抱怨过。我跟很多领导人接触过，像他这么完全没架子的，很少。
所以你跟他一起工作，很轻松。但同时，也有很大的压力，因为他自己很勤奋努力。而且他走路也比我快，接受新生事物能力很强。
在去世前，他写了一首《八十回眸》，他特意用了“雏鹰”而不是“雄鹰”，因为他认为自己就是老了也仍旧是雏鹰。
第三，是不说假话。
他的性格就是这样。他自己讲，在做官员时，不说假话是他坚守的原则，同时尽量少说空话。后来他退下来了以后，连空话也绝不说了。这一点，成先生为我们树立了很重要的榜样。
把管理学与虚拟经济“创”到了新高度
成先生对于中国管理科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我觉得成先生做了几个第一。
一是他在中国创建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管理科学部，这就把管理科学提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要知道，连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都没有管理科学部。
二是他创建了虚拟经济学。成先生不是一般性地从经济学原理做的，他是从非经济学原理，也就是基于复杂科学去创造的。因此，他完全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去看社会科学的问题，从这个角度创造了虚拟经济学。这一大贡献，全球都是承认的。美国虽然有些人也用复杂科学的方法去研究社会科学，但不像成先生这样系统。
当然，他对金融市场的贡献都有目共睹，大家说他是“中国风险投资之父”，因为那个“一号提案”是他提出来的——现在有人说他是“中国创业板之父”，我觉得这个说法太窄了，创业板只是风险投资生态圈的一部分。
对于最近的股市，大家议论很多。那也正是成先生开始病重的时候。虽然他没能再发表观点，但他对政府与资本市场的关系一直有告诫：一是我们的改革要加快步伐，二是我们还要做更多衍生品方面的尝试；三是监管要加强。
成先生提出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并且还写到十六大报告里了。可见他作为一个学者对中国政府的决策产生了影响，这是一般学者做不到的。在他弥留之际，国家主要领导人去看他，先生家属告诉我，领导人对他一生做出了很高的评价。
一生学者本色
当你研究一个事物的角度完全不一样，工具也不一样时，经常会对一个学科产生颠覆性的变化。我认为这点跟成先生自己的学习方式和他的经历，尤其是他在国外的经历都有关系。他善于考虑问题，善于观察问题，绝不重复别人走过的路，这是他的原则。他看什么东西，都要抱着怀疑性的态度看。这是一个学者的本色。这与他在国外接受的教育也有关系，就是能够从不同事物的数字中间归纳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出来，再提高。这就是创新型的研究模式。
他夫人来中国科学院大学的灵堂时也对我说，他一辈子最喜欢的身份就是学者，做学问。这是更显他本色的地方。
石勇
国务院参事
中国科学院大数据挖掘与知识管理重点实验室主任
中国科学院虚拟经济与数据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