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建中央副主席 李世杰——在民建中央社会企业提案研讨会上的致辞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袁瑞军——探寻社会企业发展的中国道路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社会创业研究中心主任，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志阳
国家工信部品牌培育专家、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中国品牌战略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陈明
民建中央调研部巡视员 李沛熹——在社会企业提案研讨会上的总结发言
民建中央副主席 李世杰——在民建中央社会企业提案研讨会上的致辞
尊敬的成卓理事长、李北伟秘书长、各位专家学者、各位嘉宾：
大家早上好！
欢迎成思危基金与亿方基金会邀请的国内有关社会企业的专家学者来到民建中央研讨如何促进我国社会企业的发展，并争取形成明年政协会议民建中央提案的初稿。
前不久闭幕的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对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对“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突出了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作用，提出一批具有标志性的重大战略，要实施富有前瞻性、全局性、基础性、针对性的重大举措，统筹谋划好重要领域的接续改革。我们此时研讨如何促进我国社会企业的发展，正是符合以述前瞻性、基础性的要求。1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我国近代著名企业家、教育家、民建先贤张謇创办的南通博物苑考察调研时强调，要把南通博物苑和张謇故居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让广大民营企业家和青少年受到教育，增强社会责任感，坚定“四个自信”。
张謇是近代以来受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熏陶、以爱国主义为立身之本、以创新改革为兴业之基、以服务桑梓为入世之荣的爱国企业家典范。在当时内忧外患的时代，他创办大生纱厂，开启了民族轻工业的先河，被称为中国近代社会企业第一人。深入研究张謇精神对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深入探讨新时代民营企业助推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民建先贤在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密切交往合作中形成了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作为我国社会企业家精神的核心要素——爱国主义正是中国民主建国会产生的思想基础。民建成立时提出“世界要和平、国家要民主、经济要发展、社会要公平、教育要普及、文化要繁荣”的政治主张，在民建先辈的探索与奋斗中，贯穿始终。他们舍家报国、服务社会、造福民众，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民族的前途联系在一起，历经75年，至今仍然是民建人代代相传的宝贵财富。在民建创建和发展的进程中涌现了一大批爱国奋斗的企业家，比如把家产全部捐献国家、一心一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实业家包达三，新中国成立之初认购71亿元（旧币）国家公债并盖上“支援建设、永不兑现”印章的武汉企业家李国伟，在抗美援朝期间把自己的子女送上前线的四川实业家胡子昂、通过猪鬃出口换取战时急需外汇和物资的“猪鬃大王”古耕虞，还有“中国灯泡之父”胡西园、“味精大王”吴蕴初、“火柴大王”刘鸿生、“铅笔大王”吴羹梅等等。他们的共同之处就是始终不渝的爱国主义信念，引领他们从探索“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到致力于民主建国，发起成立了“民主建国会”。黄炎培先生创立职教社时，他只是怀有教育救国的志向，“以解决社会、国家最困难的生计问题”，成为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先驱。民建创始人孙起孟主席说“离开爱国也就不会有民建”；成思危主席因为爱国放弃了香港的优渥生活而投身大陆的革命建设，亲自领导风险投资的调查研究，形成了1998年的政协一号提案，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的科技创新发展。去年，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在“张謇精神的时代意义年度论坛”上指出，张謇精神的时代意义，是他的“利义结合”和“家国情怀”。他希望民营企业家，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和受益者，坚持义利兼顾，以义为先，积极回馈社会、造福人民，踊跃参与精准扶贫行动和公益慈善事业，成为有责任、敢担当、受尊敬的国家企业、民族企业和社会企业。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正在开启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尤其是疫情叠加国际政治经济格局重大变化带来的挑战，我们最好的应对之策就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保持中国经济平稳健康向前发展。
借此机会，我要感谢成思危基金的倡议与选题，让我们能够传承民建先贤的爱国主义情怀，弘扬社会企业家精神，推动中国社会企业的发展。感谢参与提案初稿撰写与研讨的各位专家学者！希望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并持续关注中国社会企业的问题，为中国企业转型为社会企业提供政策建议，使其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抓住机遇，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成为中国经济平衡发展、社会稳定的积极因素。最后，预祝本次研讨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成思危基金理事长 成卓
感谢各位，这个会议缘起是成思危基金11月与团中央在哈尔滨举办的城市社会企业数字发展青年论坛和社会企业奖的评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与评委专家一起讨论，认为有必要把社会企业做成深入的调查研究，形成提案，可能对我国的社会企业制度建设起到一定的作用。目前调研报告分为三部分，即社会企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过去是传统文化中的道商、儒商文化，这是社会企业的中国基因，以及许多企业家前辈做的都是社会企业事情。第二部分是社会企业现状，目前成都、深圳等地都有一些社会企业，成都还成立专门注册社会企业的部门，对社会企业相关政策进行实践。未来部分是对社会企业政策完善的建议，希望通过社会企业生态环境建设，推动社会企业发展。
根据国内外社会企业发展的实践，关于在我国大力发展社会企业的建议如下：
第一，加强对我国社会企业领域的研究，成立“中国社会企业研究院”，建立符合我国具体国情的社会企业理论与知识体系。相关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关于“社会企业”的表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探索社会企业的大本大源，或许能为中国乃至世界社会企业的发展开辟一个新境界。此外，还要研究社会各领域（如乡村振兴、社区发展、无障碍服务、环保、就业、养老、弱势群体、文化传承、公益金融等）的社会企业案例；社会企业元素在非营利部门和商业部门中的发展；合作社、区块链与社会企业的关系；传统文化、张謇精神等与社会企业家精神的关系；商业部门的企业社会责任项目升级转型等等。
第二，加强社会企业的党建工作。建立健全社会企业党建机制，根据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社会企业情况开展工作，推进社会企业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有效覆盖。将党建工作融入社会企业日常管理服务工作。建设一支对党忠诚、热心公益、崇尚企业家精神、注重创新创业、勇担社会使命的社会企业家队伍，充分发挥党组织在社会企业发展中的政治引领和政治核心作用。
第三，建立鼓励、规范和引导社会企业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相关法律法规涉及资质要求、注册登记、税收、管理制度等多个方面。明确社会企业身份，鼓励各地各级政府、行业组织出台社会企业认定与评优政策，给予社会企业身份标签。加大政府购买服务的力度，推动各级政府向社会企业购买服务，并在有条件的情况下积极探索对社会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此外，要建立和健全社会企业的评估体系及必要的政府监管体系。通过定期开展的社会企业评估，奖优罚劣，提升社会企业的公开透明度，获取社会各界的认同。最后，还要帮助社会企业建立自律机制和行业性的互律、他律机制，推动社会企业通过问责和社会监督不断提升公益意识，努力形成公益导向的行业氛围和社会氛围。
第四，支持社会力量投资创办社会企业，鼓励社会各界积极推动社会企业的发展。制定具体规划与实施路径，出台相关扶持政策与指引手册，切实有效的支持鼓励社会团体、公益基金会、城乡社区（居委会、村委会）、有志于公益事业的企业和个人投资创办社会企业。支持政府直接举办的社会公益类和生产经营类事业单位直接转变为社会企业而非商业企业，继续履行公共服务的职能，并在市场竞争中生存；推动一批具有创新能力与意愿的社会组织转型社会企业；探索扶持一批具有社会企业家精神，认同信义关系的物业公司转型社会企业；特别是在乡村社区探索集体经济转型社会企业。支持探索社会企业托管政府和社区公共空间，开发无偿和低偿收费的社区服务项目，探索“社会企业创新社区服务”的道路。
第五，建立社会企业行业数据库系统，探索建立社会企业资源对接项目库，建立全行业社会企业项目库管理运行机制。为全国社会企业行业扫描和行业分析准备基础数据，为各地政府对社会企业的扶持提供参考数据。开展社会企业线上与线下交流交易会，打破社会企业“信息孤岛”困境，盘活数据存量，实现数据共享，打通社会企业与传统私营部门、第三部门以及公共部门的跨界关系网络，实现协同治理下带来的多方资源优势。
第六，构建社会企业的金融支持体系。构建以政府公益创投、社会资本、影响力资本、引导基金为主体的社会企业金融合作模式，探索上述影响力投资主体合作发起设立“社会企业产业投资引导基金”，发挥市场资源配置作用和财政资金引导放大作用，发挥影响力资本与公益金融社会目标优先，周期长的特点，通过影响力投资、社会企业互助基金、为成功付费协议、社会企业信用贷款、社会企业债权融资等方式构建金融支持体系。或还可以借鉴民建中央发起成立“中国风险投资有限公司”的经验，集合国家及社会力量共同发起成立“中国社会企业投资有限公司”。时机成熟，还可以类似支持民营企业设立“民生银行”，还可以支持社会企业行业设立“社企银行”。支持设立“社会企业交易所”或“社企板”。
第七，完善社会企业生态建设。充分动用媒体展开对社会企业的普及、讨论、规范和引导，加强民众对社会企业的认识。还可以通过奖励活动识别、鼓励和推广社会企业，吸纳社会企业家群体进入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全国青联等组织，从多维度扩大社会企业家群体的影响力。最后，还应着重培养年轻一代的社会企业意识和建立实践机制。比如在教育部“互联网+”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设立社会企业组，在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中设立社会企业组，以及在团中央创青春、挑战杯创业大赛中设立“社会企业”赛道。在学校层面，还可支持高校成立社会企业研究中心，在高校举办“社会企业发展青年论坛”，开办社会企业课程，社会企业项目竞赛和实习活动，在新一代创业者当中增强社会企业意识，建立在社会企业中发展的职业路径，鼓励社会企业队伍的发展壮大。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袁瑞军——探寻社会企业发展的中国道路
关于中国社会企业发展，我总结为“四三二一”的特点。“四”是社会企业发展的四大背景；“三”是社会企业发展的三个层次和认证要素；“二”是推动社企的两个方向和着力重点；“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企业发展的突出特点。
首先，“四“表现在社会企业的发展背景上：从转型期的中国发展特点看，党的十六大提出“工业化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四化”特点，十七大报告增加了“信息化”，十八大报告又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未来也可能会增加“老龄化”等新的特点，但无论如何变化，当初“四化”的提法基本概述了中国转型期的主要特点，也是社会企业发展的长期、根本、潜在动力。从社会企业发展的供需条件看，需方角度，国内正值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进程中，6亿国民月均收入还只有1000元。社会企业的实质是服务BOP（金字塔底层）人群，他们的公共服务均等化需求是非常巨大的，因此，社会企业也与社会经济概念相通；供方角度，推动社会企业发展的主力来自8000万的市场主体，包括不同发展阶段的CSR、ESG、SDG等理念，以及100多万家事业单位和40多万家民非，他们未来的发展定位与社会企业息息相关。从法律层面看，社会企业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法律定位，是法律体系的盲区。2017年的《民法总则》“第三章 法人”中只有营利法人和非营利法人，并没有混合型法人的说法。从社会企业的创新潜力看，国际上将社会企业创新运动称为一场“静悄悄的革命”。2018年英国社会企业联合会的年报标题就是一场“隐藏的革命“，因此，社会企业是一场在基本法律制度层面的颠覆性创新，是一场社会创新运动。
其次，“三”首先表现在中国社会企业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4-2014年，社会企业概念在国内开始传播；第二阶段是2015-2017年，“社会企业行业”在国内出现与发展，出现社会企业全国性联合平台、认证工作、年度论坛等；第三阶段是2018年至今，社会企业开始进入公共政策议程；未来，也许从明年开始，也许会进入一个多点创新的阶段，会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各种社会企业发展模式，比如目前已经出现的由社会创新服务中心主导的广东顺德认证模式、由市场监管局主导、社会独立第三方参与的四川成都社会企业认证模式、由金融工委和影响力投资/社会金融导向的深圳福田社会企业认证模式、由社工委主导和社会促进会运作的北京市社会企业认证模式、由社会组织发展服务中心主导的回天地区社会企业认证模式等等，相信未来一定会有更加丰富的类型。关于社会企业的概念，国际上并没有统一的定义，多种名词和内容标准并行。以美国为例，政府层面有共益公司（Benefit Corporation）、共益有限责任公司（Benefit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BLLC）、低利润有限责任公司（Low-profit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L3C）和特别目的公司（Social purpose corporation, SPC），甚至同一个州可以并存4种形式的社会企业认证制度。相信未来中国也会这样，社会企业并非一种类型和标准，未来一定是多点爆发、多元发展的状态。
“三”还表现在社会企业与三大公共服务主体的关系上：人类在满足自身需求方面迄今发明了市场、国家和社会三种制度和企业、政府和社会组织三大主体，新兴的社会企业处于三大制度与主体混合的中间地带。社会企业与现有三大主体之间关系本质莫衷一是。有将社会企业看做三个部门之内的一个主体，即社会企业只是第二部门企业的社会责任化或第三部门社会组织的高效化；也有将社会企业看做三大部门之外的一个主体，即社会企业是第四部门、混合型新组织类型（Hybrid organization）；甚至还有将社会企业未来看作是一个覆盖三大或四大部门的混合组织——超级部门。
“三“还表现在推动社会企业的三个层次：学界一般以光谱法定义组织的社会价值属性。从有限分红的社会企业到正常分红的共益公司，再到企业社会责任，目前大致呈现三个推动社会企业发展的层次。
“三“还表现在定义社会企业的核心要素：全球社会企业有多个定义标准，我们可抽象出“3+n“指标，即社会企业是以追求社会目标而不是股东利益为宗旨的企业，主要收入来源于商业交易，所得利润会再投入到社会事业发展中去。所谓”3“，指社会企业第一要有初心（社会目标动机）、第二有一定的商业收入占比（一般要求过半）、第三要有限分红。“n“则为资产锁定+透明+民主治理等。
“二”表现在推动社会企业发展的两大方向：我们不仅要“养鱼”（社会企业），更要“养水”（社会企业发展环境的营造）。在现阶段，“养水”重于“养鱼”，要努力创造有利于社会企业发展的制度环境和文化氛围，政府的支持、企业的参与、社会的认可，是社会企业可持续、蓬勃发展的基础和保障。
“二”还表现在推动社会企业发展的两大着力点：即发展“社会企业”更要弘扬“社会企业家精神”。社会企业、社会企业家和社会企业家精神是三个不同的概念。社会企业家不仅仅局限于创办和从事社会企业的人，还包括所有聚焦以创新手段解决社会问题、在政府、企业、社会等任何部门和岗位工作的人员。社会企业还只是星星之火，要形成燎原之势，必须从文化和精神层面着力，在全社会弘扬“社会企业家精神”。
最后，“一”表现在中国社会企业发展的一大特点——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政府作为决策者、监督者和能力促进者三大角色，已经且必将在各个不同层面、不同领域、不同地点发挥重要推动和主导作用，但政府主导的力度和方式将各有不同，从而形成一大主流特色下的不同发展亚类模式。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社会创业研究中心主任，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志阳
很荣幸能够参加本次会议，我们中心最大的特色是，依托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企业管理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拥有目前国内以社会创业作为培养方向的硕士、博士和博士后的系统完整的学科方向。我们中心团队连续多年在全国开展社会企业家评选及深入系统的社会企业和影响力投资研究，我们中心的发展愿景是成为国内社会创业领域的具有高度影响力的智库和高端人才培养基地。
关于社会企业提案，我认为重点应该讨论提案的“魂”是什么，我们讨论社会企业离不开当下国家的发展情况。提案应该紧扣十九届五中全会确定下来的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围绕经济高质量发展、社会高效能治理以及美好社会建设的总体需求，倡导发展社会企业离不开上述大的会议精神。另一方面，提案要紧扣民建的党派自身特点。民建是团结全国经济领域的爱国人士的民主党派，如何鼓励新时代企业家更多的参与社会建设是民建的核心优势。总书记在调研张謇博物馆时专门强调要弘扬的企业家爱国精神和企业社会责任，讲话精神应该成为提案的内核。
其次，社会企业提案应该坚持问题导向。当下要梳理发展过程的核心问题，我认为合法性问题、行业自身发展问题、行业生态问题是当前社会企业要解决的三大问题。首先，合法性问题是社会企业当下最迫切的第一个问题，合法性又包括两个方面：法规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法规合法性涉及一系列规章制度法律，是发展社会企业的重中之重。认知合法性涉及观念和认识问题；其次，是行业自身发展问题。作为还在成长中的社会企业，自身发展仍需要规范，现在很多人打着社会企业名义但实际做的事并不属于社会企业内容。我们在相关部门支持下连续做了5年的社会企业调研，也发现社会企业行业的良莠不齐。尺度不一致也容易导致社会企业泛化，行业自身规范和相关人员素质提升对社会企业尤为重要；第三，社会企业发展的配套生态问题，包括社会企业研究、社会创业教育、数据库、公益创投、中介、社会企业认证等，我认为只有通过深入的社会创业研究和广泛的社会创业教育才能引导更多年轻人从事社会企业相关工作，只有撒播种子才能使社会企业这个事业更加长久。另外，应该构建社会企业金融支持体系，具体来讲包括社会天使投资、公益创投、影响力投资、引导基金等，没有新金融的支持，社会企业发展就很难规模化。
厚朴投资联席董事长/成思危基金常务理事 张红力
关于社会企业提案建议以问题为导向，建议具体可行。总书记11月12日江苏考察参观张謇故居做了一系列讲话，在全社会掀起实业救国的高潮；民建先贤的社会企业家精神和为社会做的大量贡献以及11月5日成思危基金与团中央中国青年创业就业基金联合在哈尔滨举办的社会企业家评选和社会企业发展青年论坛，都是社会企业发展的时代背景和具体实践。基于此我们在社会企业提案中关于问题及对策应该更加聚焦，例如强化社会企业宣传，完善社会企业标准，推动法律制度进步，制定支持社会企业发展的金融、财政政策等，从社会环境层面营造氛围，比如鼓励大家购买社会企业的产品、基金投资社会企业的股票、提高银行贷款比例和额度等，以此将问题聚焦并提出具体的实施政策。
中仁思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滕树龙
大家好！我是北京第一批被认证的社会企业之一中仁思源公司负责人滕树龙。我认为，报告应该紧密结合习总书记11月12日参观张謇故居时所做的讲话，围绕如何实业报国，彰显社会企业家精神而展开。
研究社会企业必须以问题为导向，中国社会发展，在资本与企业家而言，是引领社会资本往哪个方向走，和引导社会企业家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过去几十年我们国家为解决民生刚需，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导致不止企业家乃至整个国民的价值观取向，都走向了资本化这条路，往利益方向走而不是往义的方向走，譬如企业家资本上市后仍利用政策空白想减税而不是积极纳税为国家做贡献，很多企业家上市暴富之后就不再认真做企业，就更不要说社会责任。就像“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一样，“资本是用来生产，不是用来暴富的”，资本应该在满足自己的合理适当需求后，更多的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
我们一定要深刻认知这样的问题，解决方案上应该大力倡导社会企业家精神，引导企业家往社会企业家的方向走，引导社会资本去解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不充分不平衡发展的现实矛盾，而不只是逐利。
习总书记强调国家治理转型，这不只是国家层面的事，也是企业家、知识分子和社会各界要思考要行动的课题。作为企业家毫无疑问要有这样的担当，也就是社会企业家精神，走实业报国的道路。从文化自信和文化强国的角度，这也是儒家义利的平衡观和企业健康价值观的体现。如果价值观导向出了问题，变成与西方一样的以利为主，就丢掉了五千多年的文明传承。
中国商业的开创者，3800年前的商国第七任君主王亥，即是以为民利，为了改善整个部落人民的生活改善，增强抵御自然灾荒和野兽侵袭的能力而发展畜牧业，并不是只谋其一人或一家一族之私利。还有春秋时的子贡、计然，战国时的弦高，北宋名臣范仲淹等等，包括乔致庸等诸多晋商、徽商，近代张謇这样的企业家，他们要么是直接要么是在社会出现危难的时候拿出钱来，尽一个企业家的责任，帮助国家一起去解决相应的社会问题。因此社业家精神根本上是企业家价值观的问题。
对于社会企业的提案，建议增加在中央及各级地方党校或政府针对企业家的培训中，大力倡导社会企业内容，企业家的社会担当精神。一方面从文化导向入手，以五千年的中国文化尤其儒家文化，来激发企业家内在义利平衡的基因，避免被西方舶来的逐利价值观影响太深，大力倡导社会企业家精神；另一方面从案例入手，以中国古今儒商案例为根本，再加上西方社会企业案例比较，以此激发企业家的家国情怀和意识。
从理念到案例的过程也是社会企业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将社会企业概念结合中国儒商、道商，形成以中国文化为根底的社会企业价值理念，回归认知的原点，这样社会企业才能在中国扎根，找到中国企业家的文化自信。当然，社会企业在西方也有很多形式标准，我们也都要学习，但是在吸收西方好的理念方法谈社会企业时，不能忘掉中国几千年的理念和精神，以此为基础兼收并蓄才能真正发展中国的社会企业。就像马列主义在一样，源于西方，成于中国。
同时建议从国家层面加大社会企业宣传力度，强调社会企业家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由此向下落实到研究部门、高校、经济主管部门等相关各领域，推动政策和转型的落实。看看是否可以通过中央宣传部、党校渠道，鼓励影响力比较大的企业家振臂一呼做社会企业。张謇案例是一个过去时代的典型社会企业家，当代太缺乏像张謇这样真正有影响力的社会企业家，如何促使某些大企业家转念全身心地投资投入到社会企业事业中来，或者将他创办的企业转化为社会企业，会成为更多大企业关注乃至从事社会企业的风向标。如果从国家层面树立真正的典型，会有更好的示范效应，对全社会也会有影响力。这样做的同时，相关研究学者，政策制定部门，自然而然也会不断完善相关标准、模式、政策等。
谛恒集团董事长/成思危基金常务理事 曾钫
关于社会企业提案我建议做一个规划，确定轻重缓解。例如今年最希望解决的问题重点提出，其他部分可以延续至明年甚至后年，一步步推动重点明确，更有利于事情的解决。
中央每年向全国政协提交两类提案，一类是大会发言提案，另一类是重点提案。大会发言提案是扩大影响力的，所有委员和部委都要听会，因此发言内容抓热点、重点，将问题、现象阐述清楚同时提出言简意赅的建议。重点提案是成为全国政协重点提案后，强调督办机制和会办机制，相当于部委同提案单位和提案人坐在一起开会协调，推动力度会增大。重点提案内容复杂而且建议比较多。因此对于推动社会企业发展的提案，如果侧重扩大影响可以向大会发言提案方向努力，如果侧重于问题解决，可以向重点提案角度推进，两类提案有不同的侧重点。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时立荣
我关于社会企业的研究主要从中国的实际本土出发，早年在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自谋职业的研究过程中，我在调研东北下岗、失业、贫困和保障一连串问题时发现，很多职工下岗后并没有等着救助而是自谋职业，这其中也发生一些与政策缺失无法对接上的工商具体执法冲突。对于这一类人群创办的生计企业如何定位是我研究社会企业的起点。后来在回顾国家发展历程中，在计划经济时期社会性的企业，尤其是自发的创办各种待业者、残疾人员等生产自救性企业，如我国的福利企业都是解决就业难、解决生计来源的组织形式，现在习总书记提出的以张謇为代表的社会企业家以实业报国，都是助力解决社会民生问题的主体。社会企业必须和福利问题直接相关这是社会企业首先要厘清的问题。
其次，对社会企业要有明确的界定，我持有的是狭义的社会企业概念，所以，不是以社会企业替代所有企业。一个企业家可以有社会企业家情怀和社会责任，但不一定是社会企业家。特别倡导民间社会企业家，强调张謇的在地化社会企业使命感和行动，弘扬社会企业家精神对社会的贡献。因此，要明确社会企业的主体边界。以我的研究为例，我一直在思考社会企业适于在什么样的时空和社会基础。我不把社会企业定义为竞争性非常强大的商业企业，而是作为社会共同体的彼此观照社会利益的微观主体。
第三，推动社会企业的发展必须与政策对接。如果仅是宣传倡导提高大家的认知度，是相对容易的。如果要全面推动社会企业的发展，要有一个系统性的设计与国家政策对接。明确了社会企业的定位，投资、政策、国家重点支持等才会有明确的跟进。如认证为社会企业后，可以给社会企业带来什么推动力量，和国家倡导怎样衔接，这是一个很本质的实际推动问题。在西部地区有特殊的地理人文和经济社会发展特征，实际上，我们以商品经济市场为主研究社会企业，必须结合商品市场要素，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市场不仅有商品经济市场，还有亚市场即非全竞争性市场，社会经济市场，二者如何衔接共同发力？社会企业可以将扶贫作为一个主题，尤其在西部地区各个领域都可以与扶贫相关，而扶贫是有国家政策直接对接的，比如养老、合作社等，社会企业可以以此为契机与国家政策对接。
第四，社会企业的推动必须与社会福利政策转型相关。欧洲福利思想的提出就是在福利危机之后，就把福利直接给予变成福利资金投入，刺激创造新的生产力，例如国家政策层面的社会投资。现在我们提的扶贫，帮助贫困人口生产、培训等，做可持续扶贫，其实就是社会企业这种方式的积极实践。在解决绝对贫困后，我们还有相对贫困问题，仍需盘活人力、财力、物力、社会资本持续去做，这就是社会企业生存、发展的空间。大部分社会企业都是以“小打小闹”的形式存在，而正是这些“小打小闹”的社会企业扎根社区，成为全社会生命共同体中的微观主体，是发展的基础。国家不仅需要大企业和有能力的人，大企业家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国家更需要的是这些参与末端基层社区的治理的有活力的社会企业。
中国人才研究会青年人才专委会副秘书长 黄悌
我是社会企业的实践者，从基层角度看我认为短时间内社会企业要获得国家的法治保障还是有些困难的，因此从实务层面出发，参考十四五开局从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的路径，将社会企业通过相关理念或机制创新统筹盘活。其次，发展社会企业作为影响全国的工作，在政策呈现中以线条方式呈现，就像京沈高铁连接了北京-承德-赤峰-朝阳（辽宁）一样，社会企业也全面展现十四五开局中经济社会双轮驱动的局部-整理联络。第三，发展社会企业从基层主体、非公主体、两新组织视角出发，把这些主体能做的事儿、想做的事儿聚合起来形成社会企业的具体内容。
中国绿发会生态社区基金主任 吴道源
如果以问题为导向来建议加大力度发展社会企业，我建议看看哪个领域最需要社会企业同时还和国家倡导的方向一致，那在这样一个领域建议能较好的推动。这个结合点目前看是生态可持续社区。城市社区治理的生态化和乡村社区的振兴都大量需要社会企业来推动，同时这也是国家提倡把人民追求幸福美好生活做为我们的奋斗目标相重合。因此，在发展社会企业层面提出两点建议，第一，加大宣传，倡导社会企业家精神。第二，在城市或乡村的社区建设中倡导更多社会企业参与这一领域工作。 生态社区是从自然生态、产业生态和社会生态等多维度去构建可持续发展和谐共生的一个有机体，也是老百姓把生态文明落实到自己幸福生活的具体行动，我们共同来推动这个领域的社会企业发展。
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联合国业务三处处长 白澄宇
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是自收自支的政府事业单位，本身就是一个社会企业。我兼任中国小型的联盟的常务副理事长，联盟是推动小额信贷在中国发展的协会组织，而小额信贷是针对贫困人口和弱势群体的金融服务。关于社会企业的落地，我提出两点建议：一是关于非营利小额信贷组织的法律空间问题。中国小额信贷最早是通过国际组织和国内公益机构在90年代初通过实验示范开创的一种真正具有社会影响力的金融服务，后期通过与人民银行合作推出小额贷款公司管理办法。办法最初想解决非营利小额贷款机构法律地位问题，但因为政策执行存在偏差，这个政策被一些纯商业性小贷公司窃取了，导致非营利的服务机构合法身份仍未得到解决。以扶贫济困为宗旨的非营利小额信贷机构是一类已经存在并且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社会企业，在脱贫攻坚阶段他们为农村贫困群体提供金融服务，在乡村振兴阶段为农民、农业和农村发展贡献力量。我们一直呼吁将非营利的小额信贷机构纳入非存款放贷组织条例中，解决其法律地位问题。二是发展未来更适合中国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合作金融是全球金融体系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即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合作金融。与商业金融不同的是，合作金融是互助性的，所有制和管理体系都属于合作社系统，是一种非营利的社会企业。我国的农民合作社法也明确规定合作社的目标不是为了利益最大化，而是为社员提供服务，改善社员福利，是一类很典型的社会企业。但目前国内的合作社很多都是空壳社，实际上被外部资本通过合作社这种形式套取了国家的各项政策和补贴，现在农业部正在清理整顿，积极培育真正的农民自发形成的带有互助性质的合作社。我们近年也在通过联合国开发署项目合作，推动中国真正的合作制的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乡村振兴战略中明确提到了五大振兴，其中包括组织振兴，农民合作组织是组织振兴当中一种非常重要的力量。如果要在农村推动社会企业发展，建议推动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这是社会企业发展很重要的着力点。
中国社科院大学创新创业研究中心主任 王艳茹
我们中心主要开展创业教育相关工作。我认为如果一个观点要想得到更大范围的认可，教育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近年来我主要研究创业教育相关内容，从教育角度看推动社会企业发展可以在高校开设社会企业课程。2018年刘志阳老师组织了社会企业论坛，参会嘉宾对社会企业的创新普遍认可，认为它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有效方式，但对于社会企业的概念、认定标准等并未达成共识，对推动社会企业落地的路径还有一定疑虑。因此，我建议先有一本普及社会企业知识的教材，系统阐述社会企业的概念、认定、评价标准等，这样再从应用层推进就会提高可行性。
关于社会企业教育，我们中心可以做师资培训、教材编写、案例整理等工作，辅助高校教师在学校传播社会企业的知识和理念。目前各学校的创业教育虽然强调创造价值的理念，但更多的教材仍基于商业创业，关注商业价值的创造，导致大学生在参赛过程中更注重获奖和奖金而非真正的项目落地。去年我请刘玄奇老师为我们学生做了“社会企业与青年发展”的讲座，学生们听完后很激动，大家觉得社会企业借以解决社会问题的观念很赞，感觉很受启发。所以，如果我们在大学生群体中植入社会企业的基因，通过做公益解决社会问题，依靠自己的力量帮助人们提高生活质量，我认为这在大学生群体中应该很受欢迎。在这样一门课的基础上，未来学生们选择职业发展方向时会有更多的人参与到社会企业的创办之中。所以编写社会企业教材，开展师资培训，用案例教学的沉浸式教学方法在高校开展相关课程，让广大青年学生了解社会企业、认同社会企业，然后，推动社会企业发展、让更多社会企业落地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国家工信部品牌培育专家、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中国品牌战略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陈明
企业经营的终极成就就是创造一个极富市场价值的品牌，社会性企业也不例外。评价一个社会性企业的成功与否，最终是要看其所创造的品牌在顾客心目中的影响程度。责任品牌不同于商业品牌，它所表达的不是企业产品的质量、性能以及给顾客带来的情感性与社会性的利益，而是表达了一个企业作为社会公民所应该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从企业社会责任，到品牌的社会责任，再到责任品牌，这是一个企业践行社会责任的市场价值的升华路径。社会性企业的责任努力，必须通过一个品牌的呈现才能更好地被市场感知。这个品牌，可以是企业品牌，也可以是产品品牌，也可以是活动品牌，也可以是服务品牌，无论以何种形式呈现，责任品牌，它都是企业以产品和企业的经营行为为载体所体现出来的改造社会、关心弱势、造福人类的核心价值体系及其所流露出来的真切情感，当这一体系和情感，被消费者感知到，并被认可，且转化为其内心深处的共鸣时，这一以独特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特质就会从产品的形体中剥离出来，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品牌现象，为市场所追捧。在当今国家大力鼓励企业实施“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的三品战略的大好环境下，倡导社会性企业培育“责任品牌”，构建社会性企业责任品牌培育标准体系、价值评估体系与品牌影响力动态评价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责任品牌影响力评价以及定期发布价值榜单，无疑对热心公益和责任事业的社会性企业都是一个有效的激励和示范。
北京市长江科技扶贫基金会雅歌公益基金主任 张冰红
我们公益基金最主要的核心业务就是帮助大学生就业和创业。我认为任何事情的变革，最主要的推动因素其实就是人。企业家只有在积累一定财富后才会做社会企业，如果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好，就谈不上为公共谋福利。因此想要真正把社会企业做好，确认其地位很重要。具体来说可以从党建入手，强化社会组织的组织能力和党建，党员毕竟属于先锋。任何事但凡想要做好一定是与人有关系的，人是推动者，做好社会企业党建，可以提升企业的凝聚力和创造力，最后落到绩效上。
广西师范大学创新创业学院副院长 罗元
我从2009年开始从事社会创业教育的研究与实践，经过10多年的探索和努力，我校在社会创业教育生态建设上形成一定的经验和成果。2019年，我校被评为“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50强）”，其中社会创业教育被认定为三大典型经验之一。要推动社会创业和社会企业发展，人才是关键教育要先行，要充分发挥好高校的主阵地作用。我们要用二三十年的眼光，为未来社会企业的蓬勃发展培养好人才、储备好人才。当下，要重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重视社会创业教育生态体系建设，重点建设好社会创业课程、师资队伍和实践平台的建设，做好社会创业典型案例的编写，积极搭建桥梁支持新兴的社会企业家走进高校分享经验，力争将社会创业教育建设成双创课程思政的典范；二是重视社会创业教育示范校建设，争取在未来两到三年间在每个省市自治区培育出一个社会创业教育示范高校，举办社会创业青年骨干培训班，形成中国社会创业教育的支持网络；三是重视社会创业示范县区建设，争取在未来三到五年间不仅在大城市，更要在乡村振兴、可持续发展等形成可推广的模式。
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冯天丽
这几年我一直在关注社会企业，2017年我们成立了慈善与社会企业研究中心，现在已有一支20多人的研究与教学团队，专注于社会企业、企业社会责任和慈善研究。维珍集团的创始人布兰森先生在其《当行善统治商业》一书提到“行善不是捐钱，而是要把它设计在你的商业模式里”，把行善设计进商业模式里，某种意义上讲这其实就是社会企业。成都的社会企业工作，我们一直有参与，也在做一些跟踪性研究。成都定义的社会企业身份是企业，但是要可持续的解决社会问题，又不依靠政府或慈善捐赠，就需要把行善设计到商业模式中，才能实现持续不断的解决社会问题。
发展社会企业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社会企业家精神，很多社会企业正在做的事儿也是可以带来商业利润的。未来经济发展的引擎很可能是金字塔底人群。全球有40亿人口每天生活费用不到2美元，有大量的需求尚未被满足，社会企业在其中大有可为。传统产业和现有的很多企业社会属性不强，但这些企业可以通过其在技术、创新能力、管理能力和人才等优势进行社会创业。我们现存普通企业的基数巨大，传统商业力量巨大，因此，我建议调动企业的积极性进行社会创业，发挥社会企业家精神，合力推进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另外，无论是企业社会责任还是慈善或社会企业，都涉及社会创新，目的是要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希望未来可以发展成为一个学科方向。
华北电力大学社会企业研究中心主任 朱晓红
华北电力大学于2009年成立社会企业研究中心，持续关注社会企业理论与实践发展，今天能够参与政协提案研讨会非常荣幸。
关于推动社会企业发展，有四点建议供参考。第一，社会企业要回应党和国家关注的重点、难点问题，要有政治高度，各个组织各个部门都可以学习社会企业家精神。第二，社会企业在解决社会问题过程中应该能够找到自我生存和发展的路径，找到社会问题解决的蓝海和商机。第三，鼓励弱势群体自立自强，通过创业发展解决自己的问题，同时也是解决社会问题。第四，社会企业是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载体，要构建多元主体的社会治理体系，需要企业以社会企业的形式参与。
关于发展社会企业落地的相关政府部门，我认为首先需要教育部支持，面向青年群体传播社会企业精神，甚至可以在高中政治课中融入社会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其次是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如果社会企业以企业身份登记，登记机关是市场监督管理局，如何让中小微企业转型为社会企业，最有力的抓手便是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第三是民政部门，社会组织在民政部门登记，社会组织可以转型为社会企业。如果推动和引导最有条件和优势转型的社会组织，如社会服务机构，转型为社会企业，民政部门大有可为。目前社会组织登记较难，民政部门可以为那些有社会企业家精神的机构提供便利条件。总之，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民政部门，可以为社会企业注册开一个口子。
关于社会企业的提案，五年规划有点慢，可以考虑1+N的形式，采用灵活方式，在今年提出多个提案：“1”是倡导社会企业家精神，“N”是促进社会企业发展的各个点，比如推动物业公司转型为社会企业（基层治理中，物业公司投诉率往往较高），让社区型社会企业发展壮大，将有助于解决养老、环保等多个基层治理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人大尤努斯中心主任 王建英
人大商学院尤努斯中心一直关注社会企业的研究，我们希望成为社会企业的服务倡导的平台，我们曾联合高校、基金会和社会企业等17家机构发起关于社会企业共识的北京倡议，对什么是社会企业、社会企业的目标和使命、社会企业应该如何做等价值观和行动路线的纲领性内容进行阐述，近几年各家机构不断将纲领落地。作为商学院，近几年我们深刻体会商学院必须要有社会责任，我们培养的学生必须是有社会责任的学生而不是仅有利益的学生，所以在北京倡议中我们一直强调社会企业家精神，而其核心就是必须要以持续性的解决社会问题为根本使命。对于一个社会企业家要具有社会使命和企业家的创新以及承担风险的勇气，这与中央提出的企业家精神是一致的，包括习主席几年前提倡的企业家创新精神以及近期习主席参观张謇故居所提的社会责任，合起来正是典型的社会企业家精神。
我认为社会企业家精神并不局限在某个企业中，实际上所有的地方都要有。只要以持续的解决社会问题为使命同时具有创新和发现机会的能力，并且勇于承担风险，我认为就是具有社会企业家精神的人。社会企业家精神也可能存在于非营利组织或党政组织中。因此在倡导中，我们以重点和热点问题为切入点可以更容易引起共鸣和大家的认知。例如大家可能对什么是社会企业不太了解，我们列举平民养老、残障人士的就业和社会融合、农村合作社等大家最关注的事情，锁定重点行业和领域倡导鼓励对公共利益的投入。
最后关于当下政府解决社会企业发展问题的政策建议，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可能并不是没有政策，而是政策在落实的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落不到地。我们调研残障人士就业时发现政府有很多免税政策，但最后落地会因为各种限制比如跨地区就业不认可而最后无法实施。所以我建议梳理下目前与社会企业相关的政策，了解政策的真正问题是没有政策还是政策没有落地，以便于未来有针对性的提出政策建议。当这些问题都解决后，其他组织是否转型为社会企业也就不是关键的问题了。例如在环境友好政策宽容的情况下，允许非营利组织利用机构开展经营性活动，转不转性也就无所谓了。一旦环境具备整个社会企业的发展也会更好。
北京科技大学副教授 王杨
今天与各位分享我的社会创新与创业课程推广的经历。这门课程我在北京科技大学开设只有三年的时间，三年间期间课程得到了学校各方面的立项支持，包括素质教育核心课程建设、规划精品教材（讲义）建设和在线开放精品课程建设（慕课）等。作为非重点发展学科，这门课程能够得到学校的支持，我认为从外部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家鼓励创新创业的政策和战略，学校的创新创业中心希望建设创新创业的课程体系并在大学生培养方案中增加相关课程，为课程建设提供了政策支持的背景。二是结合学习者、学校和社会关注的热点，我们学校有学生团队做社会创业的实践，结合脱贫攻坚战略探索电商扶贫，得到了很多的奖项和习总书记回信，让这个团队作为我们课程的分享团队，成为一个社会创新的典型案例，就使得课程更容易得到学生和学校的广泛认可。有了这样的一些外部环境，就有种顺势而为的感觉。我认为推动社会企业的发展也应该顺势而为，就好像做研究需要顶天立地一样。顶天就是应该响应国家政策，面向国家重大战略解决瓶颈问题。立地就是如何让各行各业接受社会企业，让社会和服务对象认可社会企业。顶天立地两个方面可以帮助社会企业获得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方面的支持，在新发展阶段得到迅速发展！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艺术学院团委书记 卢友锋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坐落于历史文化名城西安,并校60余年来，学校扎根祖国西部，铸就了"传承文明、开创未来、育材兴国、科技富民"的办学宗旨，围绕"一带一路"倡议与国家脱贫攻坚战略，孕育出一大批像“苍田故事、迅捷建工、花馃馃、漠上金瓜”等助力西部乡村振兴的典型项目。如，周铁钢教授带领的农村住房安全保障技术服务队扎根西部贫困地区开展危房改造。将基层住建部门、农民、高校师生、农村工匠以联系在一起，公益培训农村工匠5000余人次，解决危房改造600户，具有较强的社会公益性。
此外，在学生创新创业方面，我们一直引导学生往西部贫困地区走，到西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最需要的地方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很多项目都没有考虑过大的盈利性，这也体现了当代大学生勇担时代重任的社会责任感。
但当时我们并不了解社会企业概念，直到今年有幸获得首届成思危社会企业提名奖。我们才了解到社会企业与社会企业精神。我们的项目花馃馃的春天，是在校研究生马娟（东乡族）带领团队返乡创业，将当地产品油馃馃打造为花馃馃并将其进行产业化发展，带领当地妇女脱贫致富，助力精准扶贫。在马娟的带动下，每位妇女每天能赚100-150元，女性成为家里主要经济支柱。当地女性有了自己的地位，思想也得到了改变。花馃馃成功申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获批成立非遗就业工坊；建立三个巾帼扶贫生产车间、一个供应链平台、两家线下体验店。历经四年实践摸索，探索出了行之有效的扶贫模式，为带动更多贫困人口增收，助力脱贫攻坚，马娟团队把所赚到的利润又进行成功复制，孵化出“临洮珍好”“东乡刺绣”“品味广河”等项目，已帮扶325名建档立卡户脱贫，累计带动相关产业万余人就业增收。这是一个创业典型，在我们学校还有很多项目符合这样的性质，我认为在大学生创业教育过程中就应该埋下社会企业精神的种子，未来无论成立企业还是参加工作都有一颗关怀社会、热心公益、服务社会的心。
结合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的讲话，把思政教育落脚到创新创业中，将张謇等事迹融入大思政实践教育体系，通过将社会企业责任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引导、培育更多青年学生成为服务社会、热心公益的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让青年学生成为社会企业新生力量。
浙江省七彩阳光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刘欢
浙江省七彩阳光公益基金会定位为区域性的社会创新和社会企业枢纽型机构，提供包括赛事认证、咨询评估、引导、孵化、传播等服务。在过去几年涉及为几百家早期社会创新和初创型社会企业提供支持和服务，包括自闭症、残障、环保、养老、教育等领域。我们把早期社会创新或初创型社会企业分为四类：青年社会创新项目的实体化、社会组织转型成社会企业的商业化、商业创业项目的公益化和社会化、社会创新项目的概念。其中商业创业者转型为社会企业家门槛最低，成本最小，能力最到位。现实中更多的是社会组织转型为社会企业。我们认为，在已经有的多种主体和社会企业之间存在着一个真实的转型空间，这个空间是可以被专业的转型服务去填充的。只有越来越多的机构以专业的社会企业姿态进入到领域中去，领域的基础才能被充实，未来才具有发展潜力。
未来发展社会企业，希望能够在专业化服务模式方面，让一线和草根机构了解他们是否是社会企业，以及如何向社会企业转变或处在社会企业什么阶段。
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平监管分局研究员 姜柏林
我理解社会企业，就是能够用商业可持续经营原则，承担并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并能够显著地区别以资本获利为目的的商业企业、以及非盈利性公益组织。
这类社会企业多数是以自治互助服务性经济形态存在的。因为我们国家缺少合作经济组织法，因此，一些坚守社会企业原则的企业，大多数也是以工商企业出现的。
我们推进社会企业，还是重点要放在企业社会责任与商业可持续经营上，通俗讲就是社会企业=实业+事业。
这次由成思危基金和億方基金会承办的民进中央社会企业提案研讨会，就发挥提案价值提以下建议，供参考。
一是把握提案高度。提案要围绕《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以及二0三五年远景目标建议》和习近平总书记参观南通博物苑张謇展陈时讲话精神为选题立案，发出时代先声，提出新时代社会企业发展需要国家层面研究的法律和政策问题。
二、提案要把握广度。民生问题上通总书记总理、下通社区家庭。多数社会企业是以社区自治互助服务经济形态存在的。提案要重点关注社区类社会企业发展政策诉求。
三、提案要有深度。社会企业界于商业企业和公益组织中间位置。从现有法律体系上并没有安排相应制度，如果从法律地位诉求，很难达成共识且将是漫长过程。提案可以现有法律为根据，深入研究社会企业发展方向和组织制度特征，推进落实《宪法》第八条关于城乡合作经济组织的规定，建议国家出台支持城乡社区（行业）合作组织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四、把握提案热度。吃饭和就业以及教医老体环等问题，一直都是两会关注热点问题。社会企业与资本获利的商业企业显著不同的就是以解决上述社会问题为目标的，因此更易得到多数代表关注和支持，形成有重要影响提案。支持城乡社区互助性服务组织发展，既能解决就业又能解决服务，如：支持城市端社区消费、教育合作、养老互助、住房合作社发展，给予市场准入、财政扶持、物业支持等政策，让实业与事业结合起来共同发展。
五、提案要把握难度。民主党派提出的议案，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都是非常重视的。这次民进中央能够组织30余位长期从事社会企业研究、教学、实践和推进者调研会、座谈会、交流会，是想让提案发挥解决问题作用。那么，我就提出一个难度高又需要迫切解决的事关社会企业能否发展壮大起来城乡合作金融问题。如果城乡社区性合作金融不被政策支持（系统性配套政策支持），宪法制度就没法落到实处，城乡合作经济不能充分发展，商业资本就会无序竞争和过度竞争，市场与市长机制就会双失灵，就会冲击社会正常秩序、造成社会混乱。
北京联合大学讲师 卢莎
关于社会企业，无论是社会企业家、社会企业精神，还是企业社会责任，最终可能还是要归结为一个文化的层面，或许可以称之为社会企业文化的生成与体系构建这一议题。因为，对社会企业的理解和认知，包括观念的转变，是一个深入的过程，不是听一次会或看一本书就能够完全明白的。文化方面就是慢慢的不断深入的过程。探寻社会企业的中国基因，可以更多地从中国本土的慈善文化出发，例如天下为公的文化传统和文化传承等方面进行提炼。
社会企业意味着高质量发展的企业生态，而企业生态系统只有通过文化生成和体系构建的方式，是一个稳步推进逐步深入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政治正确，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第二，文化安全，如何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立文化自信，特别是高校领域现在也都在应对这样一个挑战；第三，创造价值，高质量发展是在基础发展目标已经实现的前提下提出的，需要更多关注社会价值，实现共同富裕，而不是已经富起来的一部分人继续富、穷人继续穷，这样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会对整个社会造成很多不稳定的因素；第四，人民性的问题，社会企业是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基于对弱势群体或社会痛点问题所做的一些帮扶，是非常草根非常接地气的，同时也充分体现了人民性。社会企业虽然目前是小众话题，但对于中国未来的四个自信，尤其是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如果从问题意识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面综合考虑，有助于主管部门对社会企业存在发展的合法性与必要性有充分认识，后期才有可能在法制层面、制度层面、组织层面对社会企业的发展给予更多的支持。
主动人生文化研究院（北京）有限公司创始人 程颢
关于推动社会企业发展，可以将成立社会企业研究院改为成立社会企业促进会，类似于中华文化促进会，可能比单纯的社会企业研究院更有力量，未来可能在政策制定和补助方面影响国家政策。
其次，可以将社会企业与大运河文化带的实践教育相结合。例如张謇精神，这样对接国家大运河文化战略带动文化带的社会企业家，既是对国家大运河文化战略的有效回应，又是在新时代重溯社会企业家精神的恰当时机，把大运河文化带的群体现象上升到国家关注的角度。
第三，建议加强社会企业的国际交流。国之交民相通，社会企业恰巧可以站在一个国际理解的角度与国外进行交流，非常平等的角度与国外进行交流，这在当下有其独特价值。既能对接欧美，也能对接一带一路，可以在这个层面凸显下社会企业的功能。
第四，随着贵州的9个市已经退出贫困县了，整个脱贫攻坚的任务就是接下来如何保持成果，在一个动态平衡中找到脱贫的方式。社会企业很多对口支援的合作者如果要持续运营，转变为社会企业，用社会企业的方式来回答时代的问题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路径。
社会企业服务平台CEO 夏璇
我来自社会企业服务平台，是专门在国内做社会企业认证和服务的机构。我们以服务社会企业为核心，参与成都、北京、顺德社会企业认证。关于社会企业的发展建议，提出以下几点：
第一，倡导社会企业家精神。在认证实践中我们发现“社会企业家精神”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认证不是终点，只是一个开端。社会企业家精神的传播，无论在政府、国企、部分事业单位深圳个体工商户，都可以具备社会企业家的精神。
第二，新发展，新理念，要注重对90后人群的培育。从数据上来发现，很多社会企业都是90后创新创业的新理念，社会企业家精神在这一群体中培育和传播非常必要，也契合新发展，新理念高度。
第三，强调社会企业是社会治理的毛细血管作用。大部分社会企业规模都很小，小而美的在社区里面提供一些专业的服务，也是符合十九届五中全会所提到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目标。我们过去在跟民政、社治委沟通，他们非常关注小的企业如何应对社区发展的治理，包括成都市两个周前更出台的政策，就是要发展社区商业，培育社区经济和社区商业体。
第四，社会企业是作为弥补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慈善失灵的有效组织形式。如果没有社会企业家精神，企业仅仅以营利为核心目标，未来可能很难引导以符合十九届五中全会所倡导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目标。
第五，社会企业的领域与服务人群是明确的。从社会企业服务平台过去在成都、北京、顺德做社会企业认证和未来行业发展的角度，平台把社会企业划分为16大领域，14类特定人群。例如养老、社区服务、乡村振兴、无障碍服务等，我们发现社会企业现在有一定的基础，也得到一定程度的社会关注。10月我们在成都开会，协助政府制定3~5年的社会企业发展规划，甚至远景到2035年的规划，成都政府部门就非常关注这些领域和这些行业重点机构的发力。同时，现在国内一些重点地区，例如北京、成都、顺德和湖南，很多工作可以用试点的方式开展，在试点的领域、地区推动社会企业。
第六，关于社会企业定义虽然众说纷纭，但有一些原则性的定义需强调。例如公共利益为本、可持续发展等，因此在定义的原则和基础上，可以做一些分级分类的认定、评估。我们发现现在社会企业做的比较好的，大家都会提到社区的角度，因为社区与我们基层治理息息相关例如信托制物业怎么处理，用信托制来解决物业领域信息不公开不透明。比如我们做社区型社会企业研究，就是解决社区如何盘活资源，服务居民，实现可持续发展。
其它，社会企业服务平台参与的行业及各地社企认证，以成都为例社会企业都是以企业身份注册的，市场监管局给予固定的称号，拥有称号后市政府相应的政策。我们在给成都制定社会企业规划时，建议将社会企业纳入政府采购。成都23个区市县中9个区出台了具体的政策，在部分区认证后社会企业会得到10万元的奖金等。
总结发言：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袁瑞军
我们在北大的研究中心从2012年开始在北京论坛举办社会企业分论坛，到2017年共举办了6届。2012年的时候举办半天的会议在国内都很难邀请到从事社会企业的相关人员参会，今天看到这么多人坐到这里，很是感慨，短短几年已是今非昔比了。
今天的会议很特别，大家的背景是跨界的。有学术界的朋友也有实务界的，实务界有直接做社会企业的也有基金会的伙伴。我大概统计了下，从我们今天参会发言人员的比例看，40%来自学界，基金、基金会和平台类组织占1/3，大约有1/4是实务界的。因此，我们今天讨论的整个话语背景是不一样的。除了跨界，我们还是跨学科的，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商学、管理学，还有艺术学院的老师，真的非常全面。地域上，大家来自全国不同地方，成都、广西、西安、杭州、深圳等，真是五湖四海，齐聚一堂。这一切，均源自大家对社会企业的一致认同与坚定共识。
总结下我今天的收获。正如之前我说的推动社会企业发展的两个方面——养水和养鱼，从大家今天发言来看，养水的共识也是很强的，也就是朱晓红老师说的“1+N”中的“1”——社会企业家精神。建议提案中聚焦这个核心概念，社会企业家精神实际上超越了组织形态，提升到了文化理念的创新。这样宏大的核心概念不是简单的在这一次提案或十四五、十五五规划就能完全体现。我认为它更是人类社会转型应对挑战的必然选择和行动。当我们面对各种错综复杂的时代问题和翻天覆地的社会变化时，会发现曾经那些体制性工具已经不够用了，这时就要打造和创立新的解决方案。社会企业在这一过程中脱颖而出，有其历史必然性。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我们要从长远方向理解社会企业的发生原因、定位社会企业的发展目标。就社会企业的发展目标，国际上有以下几个概念：第一个是SDG，即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这个大家共识还是很强的。第二个是“包容性发展”。第三个是“负责任的资本主义”（responsible capitalism）。第四个是“超越GDP”（Beyond GDP）。我们也在提“美好社会、人类社会共同体、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等理念，总之，在实现社会理想的过程中，社会企业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抓手和载体。
关于社会企业的发展，推动“养水”其实就是生态体系建设，也就是行业性的基础设施建设，其中最核心的是合法性建设，包括政治合法性、行政合法性、法治合法性和社会合法性等多个层面。推动社会企业合法性建设应该是一个多管齐下的过程，所有与此相关的利益相关方，都应该发力。
梳理下社会企业的存量和增量我们可以发现社会企业不是从零开始的，中国有非常丰富的存量资源。社会企业在中国有几千年的历史。各位老师在社会企业的学科、教材、案例等方面也已经有所行动了。对于社会企业培训，民建4万多会员也是真正有情怀的民营企业家，他们对社会企业家精神有很大程度上认同基础，可面向这些会员成立社会创新研究机构、设立社会企业培训机制等，培训中整合各种资源形成案例教材，再加上影响力社会价值评测，真正形成社会企业发展的闭环。
此外，我建议成思危基金可以发挥优势，设立一个中国顶级的社会企业大奖，在全国层面认可我们理想中的社会企业和社会企业家，给他们各种支持并进行品牌建设和传播，以此推动社会企业发展。
社会企业的发声和推动是政府自身改革和创新的过程。现在工商、民政、人社、残联、住建等各个部门都有可能基于自己的工作推动社会企业，但在推动过程须特别注意要合理适度，如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理查德·泰勒教授的《轻推》的建议。在助力社会企业发展的过程中，早期应该助力社企发展但不能影响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这是要特别注意的。
最后，我想以16个字总结今天的会议，今天我们已经“想到一起、坐到一起、干到一起”了，未来希望我们能“成到一起”。
民建中央调研部巡视员 李沛熹——在社会企业提案研讨会上的总结发言
尊敬的成卓理事长、李北伟秘书长、各位专家学者、各位嘉宾：
大家下午好！
在全面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即将开启之际，成思危基金邀请民建中央调研部参与有关社会企业发展提案的研讨会，正逢其时。成思危基金正是为传承成思危先生生前的爱国情、报国志、创新行而成立的。成先生曾是民建的一面旗帜，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管理学家、经济学家，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被誉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中国创业板之父”、“中国金融之父”。他是中国虚拟经济理论及应用的主要开拓者，开创性地运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为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提供政策研究的支持，影响深远。成思危基金下设“成思危奖”，以奖励经济、社会管理领域的创新研究与推动政策完善、社会进步的各种实践成果。
成思危基金针对我国新发展阶段的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求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看到了中国发展社会企业的重要性。于是今年11月与团中央合作，利用成思危社会企业青年发展论坛和成思危社会企业奖的评选，在全社会推广社会企业的理念，鼓励更多的青年企业家投身于社会企业。之后又与亿方基金会一起，开展了中国社会企业的调查研究，计划与民建中央一道，以民建中央提案向政府建言献策。民建中央调研部以参政议政建言献策为最主要工作任务，随时研究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今天坐在一起召开这个会议，是一次非常好的尝试和开端，我代表民建中央调研部表示欢迎，并衷心感谢各位专家辛勤付出，给出真知灼见。
早在2005年，成思危主席发起成立了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首先带动民建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十五年后的今天，成思危基金支持社会企业发展，是希望企业家怀着社会企业家的精神，用可持续的商业手段创新性地解决社会问题、增进公众福利。
我衷心希望民建中央调研部与社会各界专家一起，传承民建先贤的爱国爱民和创新的精神，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之路上，持续开展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推动良好的政策法律环境逐步建立。谢谢！
